在过往的立法工作中，法律草案的起草、法律的修改，主要由法律的实施机关负责，这种部门化倾向导致争权诿责现象在法律规定中较为突出。

[3]参见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24-48页。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6]参见仝志辉：《权利诉求中的实用道义意识：从理解农民选举上访信开始》，《中国乡村研究》2013年第10辑，第142-186页。在应对社会抗争时，从中央到基层政府所考虑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其中前者基于对整体制度安排合法性的顾虑，倾向于对多数基层抗争采取相对包容的态度。[25]参见欧阳静著：《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信访人有上述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依法采取现场处置等措施。[44]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0-17页。

为实现行动目标，抗争者有意识地将其行为限制在正式制度允许或鼓励的范围内，[4]甚至迎合国家倡导和鼓励的政策精神，这种行动方式不仅能够减少行动成本，提高集体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同时也是一种淡化抗争行为的对抗性，降低行动风险，甚至规避不利后果的自我保护策略。例如在本文案例中，老民办教师提出的落实待遇、办理退休诉求缺乏明确政策依据，却要求基层政府有政策的要执行、没有政策的要考虑制定相关政策，[36]对于基层信访部门而言，这一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我国修宪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全面修改，一种是修正案。

无论制宪还是修宪，中国都实行三道程序，一个是党内程序，一个是人大程序，一道是人民参与程序。究竟如何去描述？我对中国宪法权力有一个划分，立法、行政、司法都有，除此之外还有军事权、外交权、文化与意识形态权、监察权、组织权、国家财产权。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革新意识。修宪权是一种特殊的宪定权，是制宪权主体的一种特殊授权，受制于既有修宪程序，这个程序由宪法规定。

为什么修宪要民主？因为主权或制宪权在于人民。这一次选择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有利于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作为力量，它存在于社会之中。一般认为，修宪区别于制宪，是一种宪定权，要在宪法的框架内完成。如果修宪权没有限制，那就和制宪权混淆了。你把第四个原则叫专业性，这不妥。

为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中国宪法学一个理论难题是如何论述权力的组织原则。新时代，从描述的意义上说，有两层意思。进入 陈端洪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修宪 。

我更倾向于从制宪权的意义来界定其本质。合宪性审查走的是形式主义法治的道路，这意思是说，有一套程序、有法律推理的形式。

一个是明确监察权是一种类型的宪法权力或权能，另一个是，打破以往的党内监察权与检察院调查权、公诉权的界限，一体纳入法律的范围，走向规范化。本次修宪所处的新时代，就是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国家发展的历史新方位。

新时代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强国。改革开放往往是党中央先出台新的政策，经过实验再启动修宪程序。问：避免制宪权大规模出动的两种方式分别是合宪性审查和修宪，修宪是在无法依靠解释解决问题的时候进行，那么合宪性审查作为修宪的前置是否可能？为什么偏爱用修宪而非合宪性审查？ 答：这个问题有点依赖西方宪法发展模式。宪法修改，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改革的影响所致，而应该把改革与修宪看成一体，把修宪看成改革的一部分。你问，如何准确识别和把握这种力量，适时地作出政治决断？ 我没有答案。描述意义的新时代是一个历史判断，规范意义的新时代是一个决断，正确的历史判断是正确决断的基础和前提。

至于具体的理由，我们还是等正式的修宪建议公开后再说。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要解决几个问题：谁来审查？审查谁？以什么为标准？中国如果发展合宪性审查，必然采取独特的模式。

宪法变迁，究竟用什么模式？是修宪好还是合宪性审查好？或者说，穷尽合宪性审查，不得已再修宪是否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模式？我有两点看法，可能会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宪定权不包括它。

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合宪性审查为主的模式呢？这与中国宪法的特点有关。修宪权属于制宪权的范畴，就像法律修改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一样。

一是相对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而言的，中国没有垮掉，而是真正强大起来了。制宪权一般理解为制定宪法的权力，这是一种形式主义法学的理解。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将修宪正式提上日程。国家对外权怎么解释？算作行政权的一部分了。

在没有看到正式修改宪法的建议之前，我可以从理论上做一点阐释。问：宪法的变化背后有力量的推动，制宪权是一种构型的能力，那么如何准确识别和把握这种力量，适时地作出政治决断？易言之，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进行修宪？ 答：关于修宪，关键要理解这种权力的本质。

问：监察体制改革对本次修宪内容可能产生的影响？ 答：你问监察体制改革对修宪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提得既很切合中国实情，也不准确。这层意思，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另外， 目前的户口制度不是一项全国统一的制度， 各个省份和地方都存在为户口制度层层加码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 这种户口政策早就受到法律上的质疑和挑战[4]。

例如， 2006年《大连市实施〈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办法》规定， 违反《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要求子女在本市落户的， 须持县级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同样， 2012年《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31条明确要求公安部门办理出生入户登记， 应当核查申请人的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 但2009年《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没有对公安部门提出此项要求。同时， 政策治理模式也导致了治理黑户问题的实际效果非常不理想。这就意味着公民不去户口登记是一项国家可以予以处罚的违法行为， 即便个人因为客观原因无法满足政府设立的户口登记条件而未获得户口登记， 仍然不能改变其违法的性质。2013年儿童权利委员会对中国第三份履约报告所做的结论性意见仍然对儿童的出生登记率不高问题表示关切， 并建议中国简化、精简和便利出生登记程序， 消除一切相关的经济和行政障碍， 改进服务， 包括为父母和监护人提供的出生登记服务。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户口问题， 在国家层面大都通过国务院或公安部门发布的政策性文件进行调整或者解决。对于城市居民在城市之间的户口迁移并没有施加任何限制。

我国已经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第7条也规定:儿童出生后应立即登记， 并有自出生之日起获得姓名的权利， 有获得国籍的权利;第8条更是要求缔约国承担尊重儿童维护其身份包括法律所承认的国籍、姓名及家庭关系而不受非法干扰的权利， 如有儿童被非法剥夺其身份方面的部分或全部要素， 缔约国应提供适当协助和保护， 以便迅速重新确立其身份。这一表述表明我国政府已经把获得户口登记视为每名中国公民都应该享有的权利。

在国际人权公约中， 儿童获得身份保障的权利更是受到特别的保护。任何地方都不得自立法规， 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户。